作者: [美]戴维·巴斯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人类的择偶策略
原作名: The Evolution of Desire
译者: 王叶 / 谭黎
出版年: 2020-8
页数: 342
定价: 79.8
装帧: 平装
丛书: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300283296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查尔斯·达尔文为择偶神话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解释：性选择理论。
雄孔雀似乎是所有捕食者梦想的猎物，它不仅包含富有营养的肉质，还附带着又长又灿烂的尾羽。这些尾羽不仅妨碍雄孔雀从捕食者面前逃走，还构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达尔文的回答是，雄孔雀的炫耀之所以得以进化，是因为它在竞争合意的配偶时提供了优势，使它得以成功繁衍。进化出具有遗传收益而非生存收益的特征，就是性选择。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性选择具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同性成员的互相竞争，它们之间争斗的结果是胜利者获得对异性的更多的性接触。两只成年雄鹿双角交叉进行搏斗，是同性竞争的典型画面。更加强壮的体格、更多的智慧或者更强的吸引同盟的能力——这些有利于战斗胜利的特征得以进化，因为胜利者更有可能完成交配从而将这些基因传递下去。
另一种形式的性选择是，某种性别的成员偏好具有特殊品质的配偶。异性成员的这些品质得以进化，因为拥有这些品质的动物更有可能被选为配偶，携带这些品质的基因也因此而得到延续。缺少这些合意品质的动物被排除出择偶市场，它们的基因也消亡了。因为雌孔雀偏好羽毛光彩熠熠的雄孔雀，羽毛黯淡的雄性就被淘汰在进化的尘埃之中。
策略是达到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我们的择偶是策略性的，而我们的策略是为了解决问题以获得择偶成功而设计的。要理解人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性策略（sexual strategies）进行分析。
适应（adaptations）是进化出来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办法。在几百万年的演化中，自然选择为我们制造出饥饿的机制，来解决为有机体提供营养的问题；制造出对脂肪和糖类敏感的味蕾，来解决把什么放进我们的口中（坚果和浆果，而不是泥土或沙砾）的问题；制造出出汗和发抖的机制，来解决极热和极冷的问题；制造出情绪，比如恐惧和愤怒，来激发逃走或搏斗的行为，以应对捕食者或好斗的竞争者；制造出复杂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疾病和寄生物。这些适应机制是人类应对大自然制造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办法——它们是我们的生存策略。
在演化的历程中，那些未能成功获得配偶的人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先。我们都是从一条漫长的、未经破坏的祖先繁殖之链延续下来的，他们都在竞争合意的配偶时技压群雄，吸引到在繁殖方面有价值的配偶，留住配偶直到诞下了后代，挡开了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并且解决了可能阻碍繁殖成功的问题。我们携带着这些成功祖先的性基因。
每一种性策略都应对一个特定的适应问题，比如，识别一个合意的配偶或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以达到吸引配偶的目的。每一种性策略背后都暗含着心理机制，比如对一位特定配偶的偏好、爱与情感、性欲望或疯狂的性嫉妒。每种心理机制都对外界的信息或线索非常敏感，比如身体特征、性兴趣的暗示，或不忠（infidelity）的潜在线索。我们的心理适应机制对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非常敏感，比如我们自身作为配偶的价值，我们吸引某个合意或受赞许（desirability）配偶的能力。
我们现在的食物偏好证实了这个演化过程。我们对富含脂肪、糖、蛋白质和盐的物质表现出强烈的喜好，而厌恶苦的、酸的、致病的和有毒的物质。这些食物偏好解决了生存的基本问题。
我们对配偶的偏好服务于类似的适应目的，但其功能不单纯是作用于生存。想象一下很久以前我们祖先的生活——努力用火保暖，打到猎物以养活家人，采集坚果、浆果和药草，躲避寄生虫、危险的动物和人类敌人。如果我们挑选了一个未能提供承诺资源、有外遇、懒惰、缺乏狩猎技巧或经常虐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生存机会将微乎其微，繁殖会充满风险。对比之下，一个能提供充足的资源，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对家庭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的配偶，对于我们家庭的帮助将是巨大的。由于我们那些明智地选择配偶的祖先收获了强有力的生存和繁殖优势，对于配偶的明确的欲望得以进化出来。作为那些祖先的后代，我们携带着他们的欲望直到今天。
非洲村落里的织巢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当雄性织巢鸟发现一只雌性正在附近时，它会把自己倒挂起来，并且兴奋地拍着翅膀，来展示它刚建好的巢。雌鸟在一旁观察。如果雄鸟通过了雌鸟的初步视觉审查，雌鸟就会飞到鸟巢跟前，钻进去检查鸟巢的材料，这里戳戳、那里拽拽，大概持续10分钟之久。在它检查鸟巢时，雄鸟会在一旁为它唱歌。在这个过程中，雌鸟一旦认为这个巢达不到它的标准，就会马上离开，接着去考察其他雄鸟的巢。如果一只雄鸟的巢连续遭到好几只雌鸟的拒绝，它通常会把巢毁掉重新再建。挑选能建造上好鸟巢的雄性这一偏好，为雌性织巢鸟解决了保护以及喂养未来雏鸟的问题。相对于那些对巢的质量没有偏好、与恰好遇到的任何雄性配对的雌性织巢鸟来说，有偏好的雌鸟具备更大的繁殖优势，它们的偏好就在进化过程中被继承下来。
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雄性海象在择偶季节的正面交锋中，用它们锋利的长牙打败竞争对手。它们的搏斗和吼叫经常持续几天几夜。失败者伤痕累累地躺在沙滩上，它们是这场残酷竞争的牺牲品。但是胜利者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它必须在它的领地四周巡视，领地中容纳了一打以上的雌性。雄性统治者在繁殖期必须守住它的地盘，把离群的雌性赶回领地，驱逐企图暗中交配的雄性“窃偶者”。
雌性海象偏好与胜利者配对，并将决定这种偏好的基因传递给它们的女儿。雌性通过选择体型更大、更强壮的胜利者，也将决定体型和搏斗能力的基因传递给它们的儿子。较小的、较弱的、较胆怯的雄性根本找不到配偶。它们走到了演化的尽头。由于5%的雄性垄断了85%的雌性，选择压力直到今天仍然很严酷。
雄性海象必须进行搏斗，不仅是为了打败其他雄性，也是为了被雌性选中。当较小的雄性试图与一个雌性交配时，这个雌性会大声发出吼叫。听到警报的雄性统治者会跑过来，对着潜入者威胁性地昂起头，并露出结实的胸膛。这个姿势经常足以吓跑较小的雄性。雌性的偏好是引起雄性之间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雌性不介意与较小的、较弱的雄性配对，那么它们就不会向雄性统治者报警，关于体型和力量的选择压力也不会这么严酷。简而言之，雌性的偏好决定了雄性竞争的许多基本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Plecia nearctica”的例子，这是一种被称为爱虫（lovebug）的昆虫。雄性爱虫在清早就密密地聚集成群，在离地一到两英尺的空中盘旋，等待机会与雌性配对。雌性爱虫既不聚集也不盘旋。早上，它们出现在植物上，进入雄性的密群。有时，雌性还来不及逃跑，就被雄性逮住。雄性经常要与其他同性成员搏斗。在一个雌性周围，大概会围着十来个雄性。
胜利的雄性会带着它的配偶离开这个密群，悄悄地到地面上去交配。也许是因为其他雄性仍然试图与它的配偶配对，这位雄性保持着交配的姿势长达整整三天——因此获得“爱虫”这个绰号。延长交配过程本身就是守卫配偶的一种方式。通过始终与雌性连接在一起，直到它准备好要产卵，雄性爱虫防止了其他雄性对卵授精。
在我们的演化历史中，男性如果不在乎配偶的性背叛，将危及他的父权。他们可能会冒这样的风险：把时间、精力和努力投入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身上。与之相反，对于女性祖先来说，如果配偶有了外遇，她们并没有丧失母权的风险，因为母权总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但如果一个女性的丈夫喜欢拈花惹草，她将失去他的资源、承诺以及他对她和孩子的投资。一个对抗不忠行为的心理策略由此进化出来，这就是嫉妒。人类祖先在看到配偶潜在的背叛时会被激怒，并采取行为来防止它，这样的人相对于不嫉妒的人来说具有适应的优势。那些未能防止配偶背叛行为的人，繁殖成功率也低一些。
嫉妒的情绪激发出各种行为，来回应威胁关系的事件。例如，性嫉妒可能会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术——保持警惕或诉诸暴力。如果选择保持警惕，一个嫉妒的男人可能会在妻子外出时跟踪她，或者突然打电话给她，看她是否在她要去的地方。他还会在聚会上盯住她，或阅读她的邮件。如果诉诸暴力，一个男人在发现有人与自己的爱人调情时，会威胁这个竞争对手，用拳头揍他，叫朋友把他打一顿，或向他的窗户扔砖头。警惕和暴力这两种留住配偶的战术，是嫉妒这种心理适应机制的不同表现。它们代表了解决配偶背叛问题的两种可选方式。
斑尾林鸽从一个繁殖季节到下一个繁殖季节一般遵循一夫一妻制，但它们在有些条件下会分开。这种鸽子在每个繁殖季节的离婚率达25%，它们分开的主要原因是不育。当一只斑尾林鸽未能与一位伴侣在这个繁殖季节生下幼雏时，其中的一方会离开这位伴侣，而去寻找另一位。失去一位无法生育的配偶，比维持一种不育的结合，更能使斑尾林鸽达成繁殖的目标。
人类的离婚普遍地发生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我们的分离或“驱逐配偶”（mate ejection）策略包含各种心理机制。我们评估一个配偶带来的成本是否超过其所能提供的收益。我们细细审察其他的潜在伴侣，评价他们是否能比现有配偶提供更多东西。我们估量着成功吸引更合意伴侣的可能性。我们计算着结束这段关系可能对我们自身、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亲属造成的潜在损害。最终，我们结合所有这些信息来决定是去还是留。
一旦一个配偶决定离开，另一套心理适应机制就会被激活。这样的决定关乎与这对夫妇利益紧密相连的两个家族的扩展亲属，具有复杂的后果，因此分手既不简单也不轻松。他/她必须权衡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要给分手一个正当的理由。人类可供选择的手段名目繁多，小到仅仅是卷起铺盖走人，大到暴露不忠来制造一道裂痕。要离开一位爱人，至少有50种方法。
在分手之后重新开始，本身也会带来一系列独特的问题。人们重新进入择偶市场时，处于不同的年龄，带着不同的资产和负债。上升的地位和资源也许会帮助一个人吸引从前无法奢求的配偶。或者，年龄增长、前一个配偶留下的孩子，或前一段关系留下的心理负担也许会降低一个人吸引新配偶的能力。
雌性蝎蛉拒绝与一位雄性交配，直到它带给它一份丰盛的礼物，这份礼物一般是一只送给它吃的死昆虫。当雌性吃着这份礼物时，雄性马上与它交配。在交配过程中，雄性始终松松地抓着这份礼物，仿佛是防备雌性在交配结束之前带着它逃走（有时是一种雌性获利的性策略）。雄性要持续交配20分钟，才能把它所有的精子排入雌性体内。雄性蝎蛉进化出了一种能力，能够挑选出让雌性恰好花20分钟吃完的结婚礼物。如果这份礼物太小，在交配完成前就吃完了，雌性会在雄性排出所有精子之前摆脱它。如果这份礼物太大，需要雌性花超过20分钟才能吃完，那么雄性在完成交配以后，会与雌性争夺剩下的礼物。导致雄性和雌性蝎蛉之间产生冲突的问题在于，雄性带的礼物太小时是否能完成交配，或者当礼物大得超过需要时谁应享受剩下的食物。
在人类择偶的进化心理学中，一种性别采用的性策略会与另一种性别采用的性策略发生抵触，这个现象叫作策略冲突（strategic interference）。比如，男性和女性在寻求短期性关系的倾向上，就有所不同。认识某个人多久、对其了解多深才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男性和女性一般是不同的。尽管存在一些例外和个体的差异，但男性发生性关系的门槛一般更低一些。例如，男性经常表达与一位有魅力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欲望和意愿，而女性几乎异口同声地拒绝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潜在的配偶也要有一定了解之后才愿意发生性关系。
在不同的性策略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冲突：男性在满足他们的短期性愿望之时，不可避免地与女性的长期目标互相妨碍。坚持迅速发生性关系妨碍了延长求爱的要求。这种妨碍是相互的，因为推迟性关系也阻碍了对方寻求短期性关系的目标。
关于“性取向”这个说法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首要性取向（primary sexual orientation），指的是某个人在性方面被男性或女性吸引，或是被同时吸引（双性恋的），或是二者都不吸引（无性的）。另一种是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即某个人主观上感觉自己是男性或女性，或者二者都是，或者二者都不是。第三种是性行为（sexual behavior），指的是某个人与哪种性别的对象发生性关系。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本质和发展轨迹都有很大的差异。男性的性取向一般在生命早期就显现，而且很少随着时间发生剧烈变化，而女性的性取向在一生当中远比男性更灵活多变。例如，男性性取向的分布会呈现两个峰值——大部分男性是完全的异性恋或者完全的同性恋，中间只会分布相对较少的双性恋。而女性的性取向则相反，从完全异性恋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双性恋再到只偏好同性伴侣，变化更连续和平缓。
还有一个差异是女性似乎更容易更换性取向，这也证明了她们的性取向更具可变性。有趣的是，在女子大学发现了“LUG现象”——“毕业之前做女同性恋”（Lesbian Until Graduation）。
我们来看一看速食连锁店里消耗的大量食物。我们没有进化出任何关于汉堡或比萨的基因，但在那里吃的食物暴露了我们身上携带的祖先的生存策略。以汉堡、奶昔、炸薯条和比萨的形式，我们大量地消耗脂肪、糖、蛋白质和盐。速食连锁店之所以广受欢迎，恰恰因为它们集中地大量供应这些营养元素。它们暴露了在过去的稀缺环境中进化出来的食物偏好。然而，今天我们过度地消耗着这些元素，因为在进化过程中我们未曾预料它们会如此丰裕。因而，古老的生存策略损害了我们的健康。我们陷入在不同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口味偏好中，因为进化在时间刻度上进行得太慢，以至于不能跟上过去几百年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们进化出的择偶策略，正如我们的生存策略，在这么多方面也许不再适应现在的生存和繁殖。例如，艾滋病（AIDS）的出现，使得随意的性关系对于生存来说比在远古环境下要危险得多。在互联网上有机会接触成千上万个潜在的择偶对象，有时让我们很难抉择谁是“唯一”。只有通过理解我们进化出的性策略，理解它们从哪里来、为了应对什么样的环境而设计，我们才有希望解决新环境带来的择偶问题。
人类拥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超越许多其他物种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择偶策略的语库（repertoire）非常庞大，而且对情境高度敏感。比如，某人处于一桩不愉快的婚姻之中，仔细思忖着是否要离婚。这个决定将依赖于许多情境因素，比如婚内冲突的次数、配偶有没有拈花惹草、离婚将施加给家庭双方亲属的压力、孩子的存在、孩子的年龄和需求，以及吸引另一个配偶的前景。人类已经进化出考虑和权衡这些情境因素的成本与收益的心理机制。
文化环境也在很多方面不尽相同，这些方面对于激发择偶策略菜单中特定的性策略非常关键。有些文化的择偶体系是一夫多妻制，允许男性娶多个妻子。另一些文化实行一妻多夫制，允许女性拥有两个或更多丈夫。还有一些文化实行一夫一妻制——至少表面上如此——规定两性每次都只能拥有一个婚姻伴侣。还有一些文化允许乱交，有很高的配偶更换比率。我们进化出的择偶策略，对这些社会、法律和文化模式高度敏感。例如，在一夫多妻的择偶体系中，男性为了获得女性而竞争，父母给儿子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他沦入找不到配偶的境地。由于有些男性独占着多个女性，另一些男性不免遭遇这种困境。相反，在一夫一妻制的择偶文化中，父母对其儿子的奋斗则施加了较少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是两性比例，或者说整个择偶池中相对于单身女性的单身男性数量。当女性过剩时，就像在巴拉圭的阿赫族印第安人（Ache Indians）一样，男性不情愿只忠于一个女性，而偏好寻求多个随意的性关系。当男性过剩时，比如在委内瑞拉的希维（Hiwi）部落中，一夫一妻制得到采用，而且离婚率直线下降。当男性的性策略改变时，女性的也必须改变。当女性的性策略改变时，男性的也必须如此。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中，这两套设置同时存在，部分是基于性别比例。
从某种角度来看，情境就是一切。在进化的历程中不断再现的情境，创造了我们携带到今日的策略。当今的情境和文化条件决定了哪些策略得到激活，哪些策略潜而不发。
现在考虑一个更复杂、更现实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男性不仅在慷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且在关乎配偶选择的种种重要方面都具有差别。男性在他们的体能、运动技巧、抱负、勤奋、和善、共情（empathy）、感情稳定性、智力、社交技巧、幽默感、亲属网络和社会等级地位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不同的男性，给配偶关系带来的成本也有所不同：有些男性带着孩子、债台高筑、脾气火暴、生性自私，并且有滥交的倾向。除此以外，在成百上千个与女性无关的方面，男性也千差万别。有些男性的肚脐内收，另外一些肚脐外翻。当然，对于一种特定的肚脐形状的强烈偏好不太可能进化出来，除非男性的肚脐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女性祖先的适应性。在男性的成千上万种差异中，几十万年的自然选择使女性的偏好集中于最具适应价值的特征之上。
雌性进化出对于提供资源的雄性的偏好，伯劳鸟是一种生活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中的鸟类。在繁殖季节开始之前，雄性伯劳鸟就会着手收集可食用的猎物作为贮藏品，比如蜗牛，以及其他有用的东西，比如羽毛、布片，数量从90件到120件不等。它们把这些东西插在各自领地的荆棘和其他尖锐的突出物上。雌鸟查看附近的雄性，然后选择拥有最多收藏品的雄鸟作配偶。
雌鸟全然拒绝没有任何资源的雄鸟，使它们沦为单身汉。
在人类世界，女性要进化出对拥有资源的忠诚配偶的偏好，需要三个前提条件。
- 在人类进化史中，资源必须是增长的、牢靠的，而且是由男性掌控的。
- 男性在财产数量、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将财产投资给一位女性及其孩子的意愿方面是各自不同的。如果所有男性都拥有同等的资源，并且在资源投入上表现出同等的意愿，女性就没有必要发展出不同的偏好。常数在择偶决定中是不重要的。
- 与一个男性厮守获得的好处，超过了与多个男性共处所获得的好处。
亨利·基辛格曾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女性渴望在社会上占据着较高位置的男性，因为社会地位是资源控制的一个普遍线索。伴随更高地位而来的是更好的食物、更多的领土和更优质的卫生保健。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使孩子享有那些较低等级男性的孩子享受不到的社会机会。在全世界来说，如果男孩的家庭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一般能够接触到数量更多、品质更好的配偶。
要理解为何女性看重年长一些的配偶，我们必须考察那些随年龄而变化的事物。最常见的变化之一体现在资源的可获得性上。在当代西方社会，收入通常随着年龄而增长。
女性偏好更为年长的男性，也可能是出于有形资产以外的原因。年长的男性很可能更加成熟、更加稳定，并且在提供资源方面更加可靠。例如，在美国，男性随着年龄增长，至少到年过三十以后，情绪上多多少少会变得更加稳定，会更加认真尽责，并且更加值得信赖。
人们采用哪些策略来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呢？我的实验室发现了26种不同的策略，包括欺骗、社会网络、性别优先、教育和勤奋。勤奋策略包括在工作中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高效的时间管理、按重点排列目标次序，以及努力工作给他人留下印象。在所有的策略中，勤奋，经证明是过去和将来的收入和升职的最佳预测指标。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与那些不努力工作的人相比，达到了更高的教育水平，拥有更高的年收入，并且预期会有更高的薪水和升职机会——这些发现在美国和挪威都得到可靠的证明。勤奋、有抱负的男性，比懒惰、没有动力的男性取得了更高的职业地位。
在跨37种文化的研究评出的18种特征中，得到第二和第三重视的特征是值得信赖的人品，以及情绪的稳定性或成熟性。
在美国，智力是预测拥有的经济资源的有用指标。智力测试得高分者能去好学校，获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且最终获得报酬更高的职位。即使在特殊行业，例如建筑和木工行业，智力也可以预测谁能够率先到达掌握权力的位置，谁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成功的长期择偶，需要与另一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目标持续合作。如果两人关系冲突不断，就会阻碍这些目标的达成。配偶之间的和谐共处，需要两种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复杂的啮合。在两性的劳动分工中，一方的性格特质是对另一方的补充，或者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具备的资源和技能。双方都受益于这种专业化与分工。
与配偶和谐共处还需要另一些关键特征，这就是与某人自身的特殊个性最为契合，也就是与其个性最为近似的特征。一对夫妇之间如果政治立场、宗教观念、道德观念、爱好和兴趣甚至个性存在差异，都会带来争吵和矛盾。心理学家齐克·鲁宾（Zick Rubin）和他的同事在长达几年的研究中，调查了202对正在交往的情侣，看哪些情侣能终成眷属，哪些最终分手。他们发现，在上述方面不相配的情侣，比相配的情侣更容易分手。
雌性选择配偶时看重身体特征，这在动物世界是很普遍的。有一种叫作斗蛙（gladiator frog）的动物，雄性负责建筑巢穴和保卫蛙卵。在大多数求爱过程中，考验雄性的雌性会故意猛撞静止不动的雄性，有时会把它撞开，甚至把它吓跑。如果雄性移动得太多或者逃离巢穴，雌性会马上离开去考察其他的雄性。大多数雌性会与受到撞击后岿然不动或者移动得最少的雄性配对。雌性极少会拒绝一个在经受撞击之后稳踞不动的雄性。撞击能够帮助雌蛙判断该雄性能不能成功保卫它产下的卵。撞击测试试验出雄性发挥保卫功能时的身体素质。
对于人类来说，良好的健康状况既能通过行为，也能通过身体外部特征表现出来。例如，活跃的情绪、旺盛的精力和轻快的步伐之所以是有魅力的，可能就是因为它们要消耗大量热量，因而只有在健康状况良好的人身上才能展现。
有些动物展示出张扬、艳丽的特征，这些特征虽然代价昂贵，但能显示较好的健康水平和活力。雄孔雀耀眼、绚丽羽毛就是一个例子。
由于性是女性能够提供的最有价值的繁殖资源之一，她们进化出了不将它随意送出的心理机制。要求对方的爱、真诚和善意，是确保资源承诺的一种方式，与女性给予男性的资源价值相称。要求爱和善意，帮助女性解决了确保男性资源承诺的重要适应问题，这将有助于她后代的生存和繁殖。
女性想要的另一面是女性不想要的，即众所周知的“坏事因素”（deal breaker）。避免乱伦是最重要的坏事因素之一。与近亲繁殖会导致“近交衰退”（inbreeding depression），生下患有唐氏综合征和智力低下等遗传异常疾病的儿童。尽管大多数人在考虑与近亲发生性关系时会感到厌恶，但女性尤其会排斥。
大多数坏事因素仅仅是女性渴望的品质的反面——缺乏资源、动力、野心或地位，愚笨，不可靠或情绪不稳定，外表弱小、虚弱或女性化，不健康或不匀称，卑鄙或残忍，缺乏对选择配偶的这位女性的爱意。